人说三十而立,显然崔行不属于常人所定义的成功人士行列,不过这辈子,他唯一做到了的事情,就是对一份爱情的执著,一种不为常人所识的幸福诠释。他穿着朴素的保安制服,内心不是倦鸟余花,而是诗情画意
命运左灯右行
为了赢取心中那个最美丽的女人的芳心,我决意穿越禁忌的石墙,去寻找那颗爱情的流星。
6年前,我站在小区的岗亭,瑟瑟发抖,快过年了,钱包寒碜得像缩了水似的,接过被层层克扣过原本就微薄的薪水,我几乎绝望了。还记得和女友程程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楼下的湖南米粉店,一碗素粉的表面漂着两三根数得清的青菜叶子,我连菜带汁吃得净光,突然悲从中来。一米七几的大个头忙到天黑,才靠丁点儿分量的食物填肚皮,别说是程程,连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还过着这般汤咸水浑的日子。“我们分手吧。”当她讲起酝酿已久的台词时,我并不诧异,只有难过。
25岁的我失恋了
那一年,在千里之外的东北,有一个接近崩溃边缘的已婚女人,她运营的电子公司业务戛然而止,合伙人、她深爱的丈夫被温婉若水的漂亮女孩挖了墙角,两人浪漫地私奔出逃,带走了一大半的财产,朝夕之间,留给她的只有破碎不支的生活,以及一颗残缺的女人心,像松花江上结封的冰,久久不化。
37岁的杜月失宠了。
两个折翼的天使,在情人节这天守着自己孤单的灵魂,却在无意中,闯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开始了一场奇妙的精神对话。
隔着屏幕,我敲下了这么一段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杜月说,这是诗人海子写的,她情有独钟的一首诗。
“原来如此。”我上了一课,感叹不已:“好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正是我想对程程说的,我不恨她,但愿她比我幸福,有个好的归宿。”
语罢,那边的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良久,杜月慎重其事地写道:“我以为恨是唯一的方式,看来不是,一个受伤的人也可以继续爱,爱一生。”
对话结束时,我们成了一对恋人。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话,交心,相濡以沫,她认定,那个人就是我。
暖风吹拂万里路
在这片天空和这个世界里,有我之前从没见过、感受过或认识过的“空间”和“时间”,还有爱情。
几个月后,我们来到了当地的名胜岛屿。“岛上有三峰,形如笔架,古人诗赞‘笔端尖尖耸碧天,峰头雨后起云烟。插来倒景汪洋里,海浪翻波纳百川。 ’”杜月忘情地做着导游,一旁的我早已是暗暗咂舌,中了她的黯然销魂散之毒,肤如凝脂,笑靥若花,整个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寻不出一丝属于38岁女人的痕迹,说是长我一轮,可怎么越看越像同龄人呢。
爬到山顶,满眼浮云,宛如仙境,我双手合十,许下愿望,祈求老天给我和眼前的女人一生一世的时间。
次日的清晨,我在食物的香味中醒来,杜月亲自下厨,榨了新鲜的豆浆,摊了东北人最爱的大饼,在有生之年的记忆里,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望着手里的那张饼,耳边萦绕的全是父亲的咆哮,“大半夜都不让人睡觉,想吃东西,等我死了以后!”那年我腿骨折了,躺在床上数月不能下地,想尝上一口父亲亲手煮的面,都没有机会。
我咬了一大口饼,里面满是妈妈的味道,一滴泪倏地从眼角滑落至唇边。“怎么哭了?不好吃吗?不好吃就别吃了……”杜月的一脸焦急让我懂得了一桩道理,爱情大多可遇不可求,它与年龄无关。
我决定留在东北发展。老实说,我一点儿底也没有,以前除了保安,其他活儿都没干过,但是为了杜月,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为某个人的幸福而努力的冲动,男人们把那叫作责任。倒是杜月心里过意不去,自责让我在背井离乡之苦中煎熬,我说不要紧,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
后来,我干过老本行,做过小生意,可北方人欺生,我这个南方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几度转辗到当地的劳务市场找事做,靠卖苦力赚钱。这些我都瞒着杜月,不想她替我忧心忧虑,因为父母的一直反对,她已经够烦的了,我更应该自力更生,混出点名堂来,用能力说话。
就在那年三伏天,我接了市政工程队的任务,到公园维护道路,烈日当头,黄土漫天,我挥汗如雨,正干得起劲,杜月冷不丁从角落冒了出来,和我对视几秒后,她大步流星地上前来,夺下我手里的工具,“走,咱们不干了,又不是没钱用,干吗要受这档委屈?我这辈子不缺钱用,就缺个人来疼我,爱我。”
当天,杜月订了一张火车票,亲手把我送回了武汉。如果爱仅仅是出于让两人呆在同一座城市的目的,那么,我也爱得太辛苦了,她说她不能这样地自私。
可思念难耐,从此,我当上了火车族。从武汉到东北,从东北到武汉,每年要往返好几趟,这一跑就是5年多,算下来的直线距离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周了。
总有一天会结婚
拥有一切也不难。我只要明白那是我的,然后愿意放手就成。时光如梭。花开花落已五度,我和杜月也该结婚了。记得当初青涩而直白的第一次求婚,我用的是陈述句——“我想跟你结婚。”那是2004年春天,杜月给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还特意挂上厚重的天鹅绒落地窗帘,铺上了雪白的被套床单,可那一夜,她并没有留下来,因为婚姻是一件分外慎重的结合,所以她守着防线,延长了我们彼此接受的时间。
第二次求婚是在火车站的月台,鸣笛了,我死死拉着杜月的手,说:“我要走了……都怪我没本事照顾你,你太苦了……等我像样点了,一定把你接过来。”这一次我底气不足,只反问了一句:“要不我们结婚吧?”她缄默不语,却迟迟不肯松开我的手,给了我一种无言的回答。
等到后来,杜月的家人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百般阻挠我们这场相差12岁的姐弟恋,在老人看来,我纯属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对象,没份稳定工作,环境也不好。在节骨眼儿上,我又不合时宜地提了结婚的要求,想着等到生米煮成熟饭,谁也阻止不了我们了。为此,杜月一家闹得人仰马翻,她伤神地对我说,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和我隐居算了。
这么多年,我们没少提过结婚,偏偏老是如不了愿,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地来往。我并非大度的男人,也曾怀疑过杜月的真心,是不是拿孩子和家庭当借口,拖着不嫁我这个穷小子。她说,“男人好找,好男人难求,你永远是我再嫁的不二人选。”同样,杜月也经常担心年轻貌美的女孩会抢走我的专一,一通不明来历的女同事的长途电话,偶尔涤荡起一层层妒忌的涟漪。我就回送她,“重外在的女人成群,看内心的女人难求,那个空缺的位置,我永远为你留着。”所谓爱情的道理大多都是相通的,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过于自私,相信对方,然后给她自由。
我们约定了,等她的孩子考上大学,就结束这场恋爱马拉松,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盖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