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医改”方案没有进入正在召开的“两会”正式讨论议程，但依然是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许多人并不知道，我国的香港地区也在搞医改，核心内容不是加大政府投入，而是改变特区政府对医疗投入的“包办”。 香港医改无论怎样进行，有一种观念是不会改变的：医生是看病救人的，不是挣钱的。
胡定旭：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1974年赴英国进修会计专业，毕业后即加入伦敦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成为这个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首位华人职员。2000年成为香港安永首位华人主席。2004年10月，他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
香港医改与内地相反
“3月13日，香港医改的6套方案会公布出来，请民众讨论。香港的医疗制度，是全球公认最好的之一，但如果不改革，不多方融资，终究维持不下去，要破产的。”3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接受健康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说。
胡定旭说，香港医改的方向与内地恰好相反。
内地医改的核心内容是加大政府投入，增强医院的公益性。而香港医改的主要议题则是改变特区政府对医疗投入的“包办”。
胡定旭说，香港的医疗投入几乎是特区政府一手包办的。每年投入300亿元左右的港币，占公益性医疗机构总投入的92%。所支费用是特区政府年度经常性开支的15%是GDP的2.8%。香港市民到公立医院住院，每天只需要交100港币，吃饭、住宿、全部检查和治疗手术等一应费用就都包括进去了。至于低收入的、需要帮助的穷人，医疗费用由政府全额埋单，每天那100港元也不用交。
胡定旭笑称，香港的医疗制度其实是“社会主义”的。香港700万人口，政府人均医疗投入达到4000多港币，内地13亿人，政府每年的投入充其量1000亿人民币左右，人均不到100元。内地加大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毫无疑问是应当的。世界很多国家的卫生部长考察了香港的医疗制度后，称赞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之一。但特区政府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用于医疗的设备、药品等费用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香港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剧。香港现在是8个人里面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2033年，65岁以上老人将占到人口总数的1/4。挣钱的人少，花钱的人多，而人口出生率只有0.8%。
哈佛大学对香港的医疗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撰写报告认为：香港的医疗制度，很难维持下去，如果不改革的话，会破产的。
胡定旭说，香港这次医改，请民众讨论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增加融资方式，由过去特区政府包办投入，变为全社会一起来办。包括咨询市民对加税、社会医疗保险、自愿或强制私人医疗保险的意见，并讨论如何推动医疗公私营合作等大方向的问题。在广泛吸纳民众意见后，确定最终的医改方案，由立法会表决。
“我就是个大义工”
胡定旭的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职务，是由特首直接任命的。
香港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是香港负责管理公立医院及诊所的法定机构，1990年12月1日根据香港法例第113章《医院管理局条例》成立，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接管全港公立医院。医管局每年接收香港政府拨款，主要职责除了管理公立医院、负责执行香港政府的公共医疗政策外，也会向政府提出如医院收费、所需资源等相关政策建议，以及培训医管局员工、进行医院服务相关研究等。现在医管局下面有53000人，其中有25000名护士，有43家医院，76家诊所。
胡定旭介绍说，医管局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有20多人，董事会的成员有社会贤达、业界精英、医生和患者代表，每月开一次董事会。不过，从胡定旭起，医管局董事会成员都是不拿工资的“活雷锋”。
胡定旭自称“我就是个大义工”。他曾经是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伦敦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安永所的首位华人主席。2004年10月，他被特区政府委任为医管局主席。为了专心做好这个没有薪水的主席，2005年年底，胡定旭辞去香港安永所的主席。
胡定旭说，医院是做善事的。医管局董事不领报酬已经成为一个惯例。
医管局对医生的考核很严，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基本上来自政府的投入，医管局制定的一套严密的点数考评体系把医生的收入与医疗技术、医德医风等挂在一起。在香港当一个医生很不容易，5年医学院毕业后，在医院做满一年，很多医生选择在职考专科医生。这大约需要7到9年的时间。在香港， 25%的医生每周工作平均超过65小时，别的行业工作是每周44小时。
说到内地医生挨打的事情，胡定旭感到不可思议。他说香港也有医患纠纷，但矛盾没内地这么突出。一方面，香港民众看病主要是政府埋单，再者，患者如果不满意，有多条投诉维权管道。第一，有公众投诉委员会，可以直接去投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是医管局的员工，而是社会上的各行业的人员组成的。不会暗箱操作。第二，可以去医务委员会投诉，如果医生看错病了，治病死了人等等，可以来这里投诉，由这个机构来判定是医生的责任，还是别的原因。第三，患者可以自己去法庭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有了健全的投诉机构，医生看不好病，病人就不会打医生，而是去这些机构去投诉。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投诉机制很重要。”胡定旭说。
上课先拜“大体老师”
胡定旭说，当医管局主席让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做人的高尚感。他认为，其它的工作像律师啊，会计师啊，都是为了赚钱的。只有医生和护士是为了治病救人的，是很神圣、很有意义的工作。
胡定旭说，对医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要，从学生时代，就要给医生树立一种观念：医生是看病救人的，不是挣钱的。人文精神、人文理念不是虚的，是渗透在医学科研、临床、教育的点滴之中的。
在我国台湾一个医学院解剖教室的走廊墙上，挂的是遗体捐献者的遗像和他们的亲笔遗言，有一位的遗言是：“宁可在我身上动千刀，不要在病人身上错一刀。”解剖讲台的前面是一个祭台。开课前，同学都要先到地下室请来“大体老师”。学医的人都知道，医学上把用于解剖的人的尸体叫做大体，但这家医学院把大体称作“大体老师”。这些特殊的“老师”，在低温控制的地下室，盖着洁白的单子，静静地等着他们的学生。
每次开课前，学生们先要祭奠“大体老师”，再正式上课。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学生们要穿着校礼服，与“大体老师”告别，送“大体老师”火化，一部分骨灰送给其家属，留一部分在学校纪念室保存。
尊重生命，从尊重“大体老师”做起。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朱宗涵也说过，我们的学生毕业实习进入临床，老师很尽责，告诉学生们这是一种什么病，有什么症状，该怎么治疗等等，但是很少有老师告诉学生：这个病人从哪里来的，他看病的钱是家里卖了猪、羊甚至房子才凑起来的。
朱宗涵认为，医学需要着重解决的是人际关系——医生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人际关系。病人是身体健康受到疾病侵害的弱势群体，怎样与这个群体打交道，赢得他们的理解、信任、支持、合作，需要长期的工作，需要从点滴做起。
记者问胡定旭，香港公立医院的医生水平高还是私立医院的水平高时，胡定旭说这没办法比。因为90%的私立医院医生也是医管局系统培养出来的。有不少医生考上专科医生后，跳出去自己办诊所了。但总的讲，香港医疗机构里面，有相当一批医生宁愿挣比私人诊所低一倍的工资，还要留在公立医院。正是因为这样，香港的公立医院成为老百姓欢迎的医院，大家感到在这里就医安全、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