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生局认定上海长江医院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专家称此类“广告医院”并非个案
核心提示 2005年6月4日，在上海崇明务工的叶雨林与丈夫叶浩魁，被上海长江医院分别诊断为“女性原发性不孕”和“男性不育”，治疗5天，医药费用共达3.5万余元。但随后叶雨林在另外一家医院检查时发现，她在5月17日已经怀孕。在广告中号称“送子医院”的上海长江医院为何在一名孕妇身上诊断出“原发性不孕”？到底是医生失察，还是故意欺诈？新华社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已经怀孕的叶雨林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出原发性不孕。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肖春飞金旼旼仇逸）2005年6月4日，在上海崇明务工的叶雨林与丈夫叶浩魁，被上海长江医院分别诊断为“女性原发性不孕”和“男性不育”，治疗5天，医药费用共达3.5万余元。但随后叶雨林在另外一家医院检查时发现，她在5月17日已经怀孕。如今，即将临盆的叶雨林最担心的是：吃了那么多治不孕症的药物又做了各种治疗，对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影响？
医生肉眼诊断后便下结论
叶浩魁夫妇均来自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前年春节结婚，婚后妻子一直没有怀孕。
安徽老家的父母看了电视上长江医院做的“送子医院”广告后，就打电话叫他俩去看病。去医院之前，叶浩魁曾多次打长江医院的咨询电话，医院都说顶多花两三千元一定能抱上孩子。去年6月4日，夫妻俩带着5000元钱来到位于上海周家嘴路的长江医院。
叶浩魁回忆说，当时长江医院接待他们的女医生周茂华对其妻肉眼检查后就连说：“不得了，你妇科炎症那么严重，怎么能生孩子？”这时，与周茂华同在一个办公室的男医生黄志春又对叶浩魁说：“你输精管堵塞了，也得详细检查。”
记者在叶浩魁夫妇病历上看到，6月4日（即到达医院第一天）的诊断结果为：叶浩魁男性不育，睾丸结石，前列腺囊肿；叶雨林的检查结果为原发性不孕，宫颈重度糜烂。
5天花费3.5万余元
夫妻俩当天检查费用就花了6000多元，随后医生开始“治疗”，夫妇俩都要接受“恒频磁共振”，每次1个多小时。记者在药费清单上发现，这种治疗费用一次就要900元，除了磁共振，每天还要挂水、吃药。到了6月8日，主治医生表示第一个疗程刚刚结束，还要进行两个疗程。第一个疗程已经花了35805.18元。
叶雨林说，医生从来不说清楚治好病到底要多少钱，医生总是在当天治疗后对她说，你这病明天还得接着治。
因无力支付接下来的医疗费，叶浩魁夫妇只好终止治疗。临走时医生还开了2000余元的药，装了两大纸箱。
“不孕患者”早已怀孕
6月18日，回到安徽老家的叶雨林开始呕吐不止，刚开始以为是药物反应。7月2日到当地镇上医院检查，结果竟然被告知已经怀孕了。她根本不敢相信，接着又到阜阳市颍上县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依然是叶雨林怀孕了。夫妻俩还是不敢相信，叶浩魁7月19日将叶雨林接到上海，又去了崇明妇幼保健院和庙镇人民医院，查下来的结果都是已经怀孕，其中在庙镇人民医院7月21日出具的检验报告上写道：孕期已有66天。这意味着在5月17日前后，叶雨林已经怀孕。
愤怒的叶浩魁此后与长江医院进行多次交涉，在一次争吵中，医院一个负责人说：“你老婆怀孕了，你不知道，我们医生怎么会知道！”
上海卫生局认定医院过度治疗
长江医院的医生大多冠以主任头衔，医院的宣传广告说，主诊医生全部为副高以上专家。引人注目的是，长江医院门口挂着的八块金光闪闪的牌子，诸如“全国明明白白消费十佳放心医院”“中国诚信医院”“全国百姓放心医院”“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会员单位”等。在电视广告中，长江医院最着力宣传的就是“送子医院”。
那么，一个号称专治不孕不育的“送子医院”为何在孕妇身上检查出“原发性不孕”？到底是医生失察，还是故意欺诈？上海长江医院新任院长瞿菊芳表示，叶雨林来医院检查时并没有过当月经期，怀孕还不满一月，因而医院才会误诊。
上海市卫生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显示：叶浩魁、叶雨林夫妇结婚一年半未孕，从时间上还未达到原发不孕症的诊断标准。对一年半不孕的患者，初次就诊就做了阴道镜检查、夫妇双方血型检查、染色体检查以及免疫全套、CMV等全套检查，属于过度检查。对轻中度宫颈炎病人同时采用阴道冲洗、恒频磁共振、光谱、微波治疗以及中草药、静脉使用抗生素治疗等，属于过度治疗。
记者了解到，当时对叶浩魁、叶雨林夫妇诊治的两名医生周茂华、黄志春已被长江医院辞退，院长朱竞光与副院长黄美娟均被免职。
叶浩魁、叶雨林夫妇去年底也与长江医院达成了协议。
专家称该事件并非个案
目前，不少民营医疗机构已经走进了“通过广告来吸引病人的怪圈”。只要打开电视，就可见各种治疗不孕不育广告充斥黄金时段，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医院广告。
专家指出，孕妇被当作不孕症治疗的荒唐事件，其实并非个案———像上海长江医院这样的“广告医院”并非少数。
关于如何加强对民营医院的监管，上海市卫生局表示，根据现行有关文件的规定，营利性医疗机构可根据成本核算，自主定价收费，卫生行政部门对这类行为尚难以处理。由于卫生法律、法规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盲点，且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卫生行政部门在执法监督中往往无法可依，对违法的机构和个人处罚手段也比较单一，急需加强卫生法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