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为什么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举报医药回扣十年:主任医师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

■调查人：本报记者 王小波

■调查时间：2006年11月21日—24日

■调查地点：安徽合肥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装修了4次。盖这么高的楼，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等，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张曙满脑疑问。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

◎对话

跳出医院看回扣——一位举报医生的良心自省

■记者：您举报医药回扣现象10年了，周围同事和家里人都怎么看您这种行为？

■张曙：在这个问题上，我家人其实都反对。我现在不愿意说自己，老说我怎么怎么，让大家忽略了我做的这件事，好像我特爱露脸似的。事实上，同事们不都是恨我的，真正恨我的人在医院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1/10，现在很多同事都认为我做得对，只是他们不便于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安徽医大一些老教授就支持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上海支援安徽过来的，有的抛弃了洋房汽车。现在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做得对，安徽医大的精神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记者：也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羊群等假想敌作战？您多年的举报似乎没有结果？也没有触及到痛处？

■张曙：过去提到堂吉诃德，好像是个不好的人物。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多几个堂吉诃德不就把大风车撕破了吗？

这么多年的举报，每次都“查无实据”，都摆在那里怎么就查无实据呢？但这样的结果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医药回扣问题。过去我举报个别人，后来发现从安徽到北京都这样，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就是池子出了问题。举报一个医生，抓了他其他人照样收回扣，一个药商倒了，其他药商还是会把回扣送来，一个医院被查了，其他医院还是这样干啊。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背后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在中国查药品回扣很难，药商、医院和其背后的受益者都不希望哪个药商倒下，一个倒下就会拔起萝卜带出泥，包括那些著名专家，和掌握药品购销权的各个审批环节和部门，全国都有人在背后保它。我们的卫生系统怎么会说自己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很阳光，成绩越来越好嘛。

■记者：您要是适应这种规则，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不满于现状呢？

■张曙：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应该站出来讲点实话。中国的医药行业这样做不对头。有人说，医生辛苦又有风险，受教育程度也高，多拿点无可厚非。但是凡事要讲规则，比医生辛苦又危险的行业多得是。警察说，我比人辛苦又站在刀尖上，我要多拿。有人说我身强力壮，我应该比人多拿。人人都要多拿多占，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我个人很满足于现状，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房子够住，比起很多同龄人，我很幸运。但是要说孩子出国需要用钱呀什么的，我当然还缺。但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很多贪官就是不相信制度，想在位时多捞一把，把自己捞进去了。

■记者：医药回扣应该是整个社会商业贿赂现象中的一个小分支，您觉得医药回扣风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

■张曙：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我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严重缺位，有的还把手伸向这里，多一个环节往往多一双手；二是医疗技术定价不合理；三是医院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院里财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四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者：您说医生收受回扣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打击医疗回扣的思路错了？

■张曙：现在人们将医药回扣问题都归咎到医疗行业，这其实对医生很不公平，医生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医药行业的暴利很多都流向了其他中间环节，没有监管者的纵容，医疗行业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医疗回扣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危险境地。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早些时候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讲，如果不能有效地刹住回扣风，药厂就会和有关部门串通一气，控制医院，妨碍医院的正常工作。药品回扣将会带有黑社会性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您多年举报没有结果，您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也不被人理解。好比在公交车上遇见小偷，大家都不作声，你制止小偷，被捅了，受帮助的人走了，周围乘客还说风凉话。

■张曙：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全是这样。很多医生还是有正义感的，只是我们这个体制让他不方便站出来，谁站出来承认收了回扣，别人不承认，最后只有他自己可能受到惩罚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医生站出来。医药回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滑坡，和其他领域的回扣腐败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举报多年没有结果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