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梓

日历翻到最后一个月，告别又成为一句沉重的话语，有一些曾经和正在影响我们的人和事，将永远地留在2005年。

用十大来概括今年的告别是不准确的。2005年，单逝去的大师就超过了10个。文化或者科学的某一成就，总可以随着基础的积累或者某个天才的诞生而再现，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并不在乎这一刹那的空白。但是，思想的独立，灵魂的真实，却是一刻都不能远离。这个社会需要智者的守护，他们以常人不具备的智慧维持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延续，对他们的回顾是对其精神的致敬。

此外，我们要特别向一个小人物告别，向她所经历的不幸告别。

时间在年复一年中延续，2006，生活不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幸福，但会给每个人一个新的企望，新的开始。

费孝通：1910-2005

终身亲力寻找中国富国之路的社会学者费孝通于2005年4月24日去世。费孝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学者，他于1933年获得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乡土调查”。

费孝通的成就与位于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即“江村”)密不可分，1936年他曾在江村养伤，作实地调查并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篇文章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5月重访江村，1981年10月三访江村，对这一个小村庄的考察成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三段解剖。费孝通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者，建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模式，他们以自己勤奋的双脚和亲力亲为的方式，丈量中国的社会深处，探求国家发展模式。从上世纪30年代到他身体尚好的2003年，他基本上是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

继上世纪40年代的的社会学辉煌成就之后，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在中国社会学被禁止27年后，他于1979年致力于重建中国社会学，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爱泼斯坦：1915-2005

二战中因为报道“红色中国”而闻名的最后一位传奇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2005年5月26日北京去世。在他生前，他与阳早、寒春等一大批于上世纪50年代来华的国际友人，被称为国际主义战士，今天，他们中在世的已寥寥无几。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爱泼斯坦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深入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区面貌，这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生机勃勃的另外一面，他们也被称为“红色记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是新闻史上的经典。

从抗战时期开始，爱泼斯坦就为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选择成为一名中国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见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在对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了超过70年后，爱泼斯坦留下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等大量翔实记录中国现实的著作。1981年，宋庆龄委托“我最信赖的朋友”爱泼斯坦为她作传记。

黄昆：1919-2005

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界的泰斗黄昆，于2005年7月6日去世。媒体对此的反应平淡，成为中国人远离基础科学的一大证明。

黄昆1919年出生于北京，他的学术生涯可称为传奇。他曾师从于多位世界级的物理学大师，而立之年就已凭借3个“黄”氏理论而在世界物理学史占据一席之地。1954年，他与其导师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出版，被誉为该领域的最终总结。和许多科学泰斗一样，黄昆的后半生以教授学业为生，栽下桃李无数。

1955年，年仅36岁的黄昆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科院院士)，时为委员中最年轻者，1980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此外，黄昆还是中国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和奖金的获得者。在科学界，黄昆的名气已经是无以复加。然而，在基础研究不再受公众注视之后，这样的一位泰斗级人物就这样默默离去。在媒体的大面积失语之后，一些科学界人士利用博客等形式自发地悼念这位世界级物理大师。

薛暮桥：1904-2005

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的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于2005年7月22日去世。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薛暮桥于1904年出生于“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江苏无锡的一个地主家庭，目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与活跃，让他对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个世纪30年代，薛暮桥追随陈翰笙从事农村调查，开始对经济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任国家计委委员和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成为建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后，薛暮桥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容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等问题，与许多人进行辩论，这些问题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一二十年后才逐步有了公认的答案。1980年薛暮桥负责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主张计划管理建立在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人物，再次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倡导者。

在不同的时代，薛暮桥常常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放弃他的主张，但却从来没有放弃独立的思考和突破的努力，在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站在少数派的立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情况从50年代持续到90年代。1990年， 86岁的薛暮桥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呼吁中央抓住时机，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把市场取向改革推向前进，这是他最后一次对中国经济进行阶段性阐述。两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在他去世前，他于2005年3月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启功：1912-2005

中国书画界泰斗启功先生终究没能熬过2005年的盛夏。1912年7月26日，启功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皇族家庭，他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从出生下来就尝尽人间艰难，学习书画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然后才是才情与家世的熏陶记录。

启功是中国少有的传统文化的流行人物，其书法作品生前在当世人中市价最高。不仅如此，启功在音律、汉字、诗词、文物鉴定、书画等方面都达到常人难以逾越的高度，尤其是他的画，意境堪比宋、元时期的作品。

在启功先生去世后，中国很难再找出这样的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得如此全面而深邃，并能发扬到一个境界。在他去世后，他在许多方面的造诣就此失传，成为国学界的一大损失。

巴金：1904-2005

受上世纪“五四运动”精神洗礼，并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复兴中涌现出的一代文学大师们，随着巴金老人10月17日离去而最后告别世间。在巴金离去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大师空缺的格局。

巴金出生于四川一个大地主资本家庭，他早期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一个旧的时代的背叛与控诉，以及对五四带来的新思潮以及新生活的向往，从而成为上世纪30年代最畅销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今后人们阅览那个时代的大家族生活以及青年思想的一个写实文本。

作为长寿的名人，巴金伴随中国一个世纪的风雨，并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精神。1978年，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人还在三缄其口的年代，他勇敢地着笔书写《随想录》，对一个摧残人性的时代作出了深刻反思，而且他的反思，完全是建立对自我心灵的拷问之上，而不是归咎于时代或者某人。他的这一晚年著作被称为检测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尺。而巴金也被称为中国人的良心符号，反思文革的精神领袖。斯人已逝，而精神长存，百年以后，公众也许不再翻阅巴金的文字，但却不可不记得如此精神。

荣毅仁：1916-2005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因病去世。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的荣毅仁，在生前得到了无数的荣誉，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开始逐步消除私有经济时，大量的资本家选择出国或者去香港台湾等地，荣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也迁往海外，像荣毅仁这样怀抱爱国主义热情而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资本家，被海外称为“红色资本家”。

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出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并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揭幕之时，荣毅仁又牵头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中国的海外投资与招商引资开辟了一个窗口，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形象。他的姓氏以及他的经历，已经成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家族史。

任仲夷：1914-2005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任仲夷，于11月15日逝世。任仲夷作为中共元老，多年担任要职，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1980年被中央相中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耕耘广东这块试验田。

在他主政广东的5年里，他大胆地提出一些在今天看来再平淡不过，但在当时却不亚于石破天惊的理念，勇敢地排除“缓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先行一步”的观念，使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沿。针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他指出：“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与魄力，力排众议，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并在今天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一位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这样写道：“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在今天，当中国已经验证改革的正确并开始收获改革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丰富时，又怎能忘了这些在国家转折当口敢想敢为的改革先驱。

陈逸飞：1946-2005

以油画、电影、服装引领中国时尚潮流的艺术家陈逸飞，于2005年4月10日猝死。由于陈逸飞没有留下遗嘱，还引发了家庭成员对其巨额财产的争执，演绎一场真实版的“豪门争产案”。

出生于浙江省镇海书香门第的陈逸飞，从小便对宗教绘画、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了《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等知名的优秀油画作品。1980年陈逸飞旅美后，专注于中国题材油画的研究和创作，并在短时间里倾倒了外国的评价家。他的油画作品，在于画面上弥漫着宁静与平和，在写实中渗透着中国传统的美感：“运用西方的技巧，赋予作品中国的精神”。陈逸飞是中国第一个油画作品拍卖价格超过100万元的画家，在他突然去世后，其作品价格大幅度飙升，佳作价格已有500万元身价。

进入90年代后，陈逸飞以“大美术”的理念在电影、杂志、服饰艺术、环境设计艺术等诸多方面也取得了创造性成就，令文化界人士为之折服。1995年，陈逸飞完成了反映30年代上海的故事片《人约黄昏》，入选法国戛纳电影节“特别推荐”单元。他的多元化创作给中国带来时尚之风，不过也给他带来不小的工作压力。在他去世后，尚遗下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理发师》。

苟丽(化名)：1982-2005

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妇，因为结婚而欠下了一笔庞大的家庭债务。为了偿债，她和丈夫于2005年3月到城市打工。为了挣钱，她选择了一个为别人所不齿的工作“发廊妹”。她的“小姐”生涯非常之不顺利，不到一个月就被抓进了收容所。她没有钱，因此在收容所里一呆就是4个多月。8月底，她终于被放了出来，但这4个月让这对小夫妻又欠了一万多块的债，她只好重操旧业。一个星期后，她遇上了一个变态杀人狂，生命从此凋零。她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她那两本记于收容所中，对丈夫满怀痴情的日记在网上流传。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说，在他主持的对华北13个区域970余名小姐的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卖淫女是结过婚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卖淫女是有孩子的母亲，所有受调查者中，90%以上是因为家庭贫困而卖淫的。在那些卖淫的妻子和母亲中，卖淫多是为维持家用，部分丈夫与家人也是知情的。

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每年总有一些人的幸福梦破碎。2005年，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中国人为全世界最乐观的国民，中国72%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以及国家的状况很满意，76%的人认为自己未来5年生活将会更好。但是，仍有38%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5年前。2005年的逝者里还应该包括这些人，包括苟丽，包括那些频发的矿难中被永久埋藏在矿井里的农民工，以及所有消逝在2005年的不知名的生命，他们既不缺乏善良，也不缺乏向上奋斗的动力，在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2005年他们的离去是我们心中最深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