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男子无钱治病死于医院内 离抢救室不到10米　　

王建民：死得不明不白

　　据《新京报》12月15日报道，从齐齐哈尔市来北京打工的王建民，12月11日晚因腹痛吐血，被120救护车送到北京同仁医院，因无钱治病，打了止痛针后离开医院。
 
　　12日晚，患者因呕血，再次被送往同仁医院就诊，在一楼走廊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疼叫半夜，并且大口大口吐黑血，但医生称：钱送来了才能治疗。13日晚，王建民死亡。《健康报》12月16日报道：认为相关报道不实，称王建民两次就诊，医院为他做了检查和治疗。13日晚上8时许，嘴角有血的患者被发现躺在该院二楼耳鼻喉科门口，被抬到一楼时已死亡。

　　社会救助体系———弱势群体的最后一道保障

　　来自两家媒体的报道让读者看上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不论细节差异有多大，事件的大致脉络及最后结果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楚的。最后的结论无非两种：要么认定医院无过失，要么医院承担道义的责任。然而，等到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渐去渐远，也许媒体又会爆出张建民、李建民或是别的什么建民类似的事件，医患矛盾再度激化，然后再度冷却、被淡忘———如此反复……死者无论是谁，生命都一样贵重。痛定思痛，人们不难看出，对于王建民的死，无论张三说是“因为无钱治病而死”，还是李四说“没有因患者没钱不给治病”，其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钱”字！而这个字直接指向的是———我国目前缺失的医疗救助体系。

　　医院：既尽天职又埋单

　　王建民的死，也许是可预见的，即医生已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却因为没有钱而未得到及时救治；也许是不能预见的，即病情看上去平稳或是一般的检查不能发现病因，而病人突然死亡。这其中包含有复杂的医学问题，不好妄下结论。

　　医疗的本质具有两重性：一是权利，二是商品。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名誉院长杜如昱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本医疗、急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救治，这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不同的医疗价格享受不同的服务，此时的医疗服务便成为一种商品。政府应负责基本权利的那一部分，为那些交不起钱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支付急救的费用，增加专项资金“埋单”。这就是说，对贫困人群的救助，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承担的主要是医疗技术问题，至于为病人交费的责任，则应该是政府或社会的事。但目前在我国，医疗救助体系还没有建立，没有这方面的专项资金。

　　医院的本职是做医疗，教学成本应由教育部门承担，科研成本由科研部门支付，对特困人群的救助费用则应由政府及社会“埋单”，桥归桥、路归路，谁的事情谁负责。但目前在我国，却是一笔糊涂账：教学医院承担着教学任务，但作为教育部门的大学除了不支付这部分教学费用外，教学医院每年还要向大学上交管理费，科研也是这种情况。在没有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的情况下，医院不仅要负责治病救人，而且治病救人的费用也要由自己“消化”：医院不能见死不救，这有悖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而医院履行了天职，就得为自己的天职“埋单”。据记者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每家大医院每年为此垫付的费用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这并非是在为医院说话或是开脱。因为在没有医疗救助资金的情况下，要医院自己掏腰包救人，肯定是不大情愿的———高尚的情操也需要合理的制度予以鼓励和支持。
　国外：政策鼓励多做慈善

　　杜如昱教授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受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和地区差异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发展需有个过程；但对特困人群实施的紧急医疗救助应及早立法解决。 

　　目前在欧美等国，政府都设有医疗救助资金，专门用于给没钱的穷人治病。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李书隽教授告诉记者，在美国，特困人群在政府指定的公立医院就医，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每个城市都设有这样的医院。这类医院每年可向国家财政报账，经核实后，政府按一定比例为医院“报销”。虽然，政府对医院为贫困人群支付的医疗费用并不全部支付，但支付的比例基本可以保证医院在救治贫困人群时不至于赔钱。也就是说，政府是按照医疗救治的成本价格来支付给医院的。“既然不会赔钱，单为了名声，公立医院通常也乐意做这样的善事。”

　　但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在医疗投入占整个GDP14%的情况下，也还是很难完全满足全民对医疗的需求，因而，私立医院如教会医院也会做这样的善事。李书隽教授介绍：“不过，这类医院不向政府报账，其救治贫困人群的费用是由一些社会慈善机构赞助的。”目前在我国，有钱的人不少，但用于投入慈善事业的人并不多。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缺少爱心，而是政府没有相应的鼓励政策。李书隽教授介绍：“欧美等国在许多慈善机构这种善举的背后，是相应政策的支持，即资金若用于投资慈善事业，便可以享受政府免税的政策。比如赢利100万元，老板拿出50万元做慈善事业，这50万元就可享受免税待遇。但在我国现有的政策下，做慈善事业的人还得照样纳税，这就抑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我国：医疗救助资金怎么没了？

　　其实，建立医疗救助资金并非发达国家所专有。杜如昱教授告诉记者，建国之初，政府是有这项费用的。那时，医院为特困人群垫付的医疗费用，经过民政部门的核实后，也是按比例报销的，报销的比例基本上为医疗费用30%～50%，民政部门支付给医院的也是医疗救助的成本费用，保证医院不赔钱或者赔得不多。“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民政部的这部分资金和政府对医院的其他的投入一起被取销了。”杜如昱教授说。

　　从前，医院拥有四条“经济防线”：民政部的拨款用于特困人群的医疗救助；教育部门要负担教学医院20%～40%人员的工资；国家财政要给予医院床位补贴和门诊补贴；医院用于设备更新、环境改善等的资金也由国家财政全额支付。随着市场化运作的实施，公立医院的上述四条防线已全部被取消。如今，对医院来说，给钱的单位少了，要钱的地方却多了：对贫困人群的救助资金要由医院自行“消化”；教育部门不仅不再为教学医院的人员支付工资，医院还要向大学上缴管理费。此外，医院的科研经费、超额的门诊床位费用、职工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医院更新设备、改善环境等费用，也全都由医院担负。“医院的防线没有了，上述各项费用就只好从患者身上出。医院的经济负担转移给患者，医患矛盾的扩大就在所难免。”杜如昱教授说。“市场化的医改方向不仅没有错，而且还远远不够。但是，医改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医疗救助体系的缺失，使弱势群体失去了生命最后一道保障，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李书隽教授如是说。

　　走访北京同仁医院———13日：同仁医院群体“失忆”

　　12月16日上午10时，持续了几天的寒风仍未止息。北京同仁医院修葺一新的急诊楼大门上方，“急诊”两个红色大字，被阳光镀上了一层幽冷的光。

　　据《新京报》报道，13日晚寒风初起时，王建民就死于这座急诊楼一层的男厕所门前，死前在楼里待了约20个小时，“在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不停地喊‘疼、救命’，大口大口吐黑血，走廊墙壁上都是血点”，由于“医生说，患者没有生命危险，钱送来了才能治疗”，而没有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有效救治。

　　北京同仁医院的这座急诊楼，外观及内部装潢都相当气派：大厅的醒目位置悬挂着“全国青年文明号”的金色牌匾。连接大厅和诊室的是一个绿色坡道，被命名为“生命绿色通道”。13日凌晨，躺在大厅担架车上的王建民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被推上一层走廊，并最终殒命于走廊中部的男厕所门前。

　　走廊两侧制作精美的公告板上公示的“服务公约”中，“保持高度责任心，恪守医德医风”一行字格外醒目。走廊内随处可见身着粉色工作服、佩戴写有“辅医”字样胸牌的年轻姑娘，笑容可掬地回答着病人的问询。但当分诊台内的两位“辅医”被问及“13日凌晨到晚上是谁在这里值班”时，她们马上收敛笑容，正色道：“不知道，去问主任吧。”

　　走廊中部，两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保洁员正在配备着全套清洁用具的小车旁忙碌，王建民死亡的位置就在小车右前方，周边各个角落早已被擦拭一新。

　　据保洁员称，她们是物业公司派来的，物业公司负责对医院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保安和保洁。然而提起13日晚上发生的事时，一人说“我前两天病了，今天刚来上班，不知道”，另一人则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道”。

　　采访中得知，整个急诊楼共有18名保洁员，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对这些保洁员进行统一调度指挥的，是一位尤姓的领班。

　　11时，当记者辗转在地下一层的一个小房间里找到尤领班时，她弄清记者来意后说：“我回南昌待了一个月，前天刚回来。13日是谁的班我也不清楚。”顿了顿，又补充说：“每天的情况她们都打电话向我汇报的，我得查查记录才能知道。但我现在有事。”

　　11时30分，尤领班忙完了手中的事说：“我要去吃饭了，下午两点你们再到这里来吧。”

　　14时，不断有交接班的保洁员来小房间换衣服。她们对“你们知道13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的询问，不约而同地回答“不知道”。

　　一直到14时30分，尤领班没再露面。有保洁员说“她去开会了”。

　　当记者在小房间门外拍照时，一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护士疾步走来厉声说：“这里不许拍照！”5分钟后，急诊科护士长田素英匆匆赶来，同样声称不许拍照，并对记者“未见悬挂禁止拍照标识”的解释不予理睬。当记者问她“13日那天是谁值班”时，她立刻说：“我那天没在，我不知道。”

　　记者找到急诊科主任王旭东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名自称是科员的女士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她说：“主任下班了。”

　　医院宣传中心一位干事则以“领导都去开会了”为由，拒绝对13日发生的事加以评论。

　　至此，记者发现，从王建民死亡至目前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同仁医院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对13日发生的事完全失去了记忆。

　　“同仁”名称源自《圣经》，取“一视同仁”之意。

　　始建于1886年的北京同仁医院，是一所以眼科、耳鼻咽喉科和心血管疾病为重点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目前开放病床1200张，临床、医技科室57个，年门、急诊量115～120万人次。
 
 
　　急诊科配有设施齐全的抢救室、急诊监护病房、留观病房、临时观察室和输液室，病床50张……(同仁医院急诊科)以良好的服务、高超的技术、低廉的价格使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上述内容摘自北京同仁医院网站

　　　"见死不救"为什么频频重演？

　　不论有多少种理由和说辞，医院都最不应该成为见死不救的发生地。但是此类事件仍然不时地见诸媒体。不过，这次谈论的主角是全国鼎鼎大名的北京同仁医院。

　　尽管相关此次事件的本来面目，从不同的媒体上来看，还是各说各的理，但事件大致的脉络和最后结果，公众还是能看出个大概的。其实，关于此类相似的报道，从暂缺110元钱而死在福建省连江县人民医院的农民郑铿弟，到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民工王辉因欠医疗费被郑州大学一附院扔到公路边等等，此类事件屡屡发生，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了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愤慨。

　　对于此类事件的频频发生，人们在痛斥当事医生的为医不仁时，也有人归咎于医疗体制的市场化过度才导致了“天使”们惟利是图。这些说法和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面临如此巨大的道德压力，为什么医院的“见死不救”不但没能得到遏制，反而在各地频频重演？

　　在几近残忍的冷漠背后，更让人慨叹的是社会医疗保障惊人的薄弱。实际上，保证每一个危重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救治，不仅是医院的责任，也是相关部门的义务。反思这些本来不该湮灭的生命时，一味地把责任全都强加给医者，至少是不全面的。

　　笔者以为，更需要反思的是医院以“利益”为轴心的现行运营体制。利润的最大化不仅成为医院的追求，更成为一些医院管理者邀功请赏的直接“政绩”。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市场化背景下的医院究竟是公益机构还是赢利机构，其定位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要求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运营的医院代替职能部门的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医疗保障，甚至是无限的医疗保障，这可能吗？现实吗？现行医疗体制对“贫困人群医疗救助体系”的缺位，才是造成医院见死不救事件频发的关键所在。

　　相关职能部门应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保证贫困的危重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适时救治。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切实承担起责任，建立并完善“贫困人群医疗救助体系”的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院见死不救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