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了治病，刘氏夫妇已经欠债十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心中无底
连平县贫困农民刘东如、刘亚群夫妇上有老下有小，不料一场大病突然降临这个毫无保障的家庭……
编者按：１１月的羊城传颂着一个妻子献肾救夫的感人故事。４３岁的连平农妇刘亚群为救右肾坏死、左肾脓肿的病危之中的丈夫刘东如，不仅在工地拼命干起背水泥的力气活，还毅然决定将自己的肾献给丈夫。
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刘东如、刘亚群夫妇没有医疗保障，这么一场大灾难，足以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因病而债台高筑，家中还有一老四小，农村家庭中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都集中在这对夫妇身上了。记者尝试以这对夫妇为个案，对贫困、疾病、子女读书等与农民生活最密切的问题作一番调查和剖析，但愿这组报道能为政府扶贫决策、为和谐农村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东如还躺在广州的病榻上，但妻子献肾救他的故事早已传遍家乡。刘亚群的果敢和坚强一度成为连平山区人的美谈。
２１日，医生说，刘东如夫妇２２日就可以出院了。看过报纸的人都晓得，刘东如家很穷，要赡养９５岁的老母亲，还要供４个孩子读书。但几乎没人知道，刘东如家在邓村，而邓村是连平县元善镇最富的村子，特别是２００３年“县城南移”的思路被正式纳入县政府规划蓝图后。处于富裕之地的刘家，是真穷还是假穷？刘氏夫妇是否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信息？１１月１５日，满腹狐疑的记者走进邓村。
邓村贫富差距明显
记者从邓村村口一直往里走，目之所及，都是建房修路的场景。２００４年，邓村全面推行村道硬底化，村里数得上的大路都铺上了水泥。路边有落成不久的药厂与正在兴建的电子厂。
沿路约摸行进１００米，左侧即有一座三层的办公楼，门口赫然挂着一面“邓村村民委员会”的牌子。有镇干部说，邓村投资过６０万的村委大楼比镇府还“光鲜”。但如此豪华的办公楼站在邓村主道旁，并不显得突兀，因为径直向前，村民自建的“小洋楼”并不少。
据县委办透露，正在规划建设的粤赣和昆汕两条高速公路将在邓村一带交汇，而该地极有可能成为连平城未来的市中心，许多机关单位，如财政局等近年已陆续搬到附近，“农民洗脚上田是迟早的事”。
当地农民的经商意识觉醒得较早。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村民纷纷进城打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后，部分村民开始转而经营各种商铺或小摊档，逐渐成为农业商品经济的精英。据了解，连平县最大的农贸市场，投标开档卖猪、卖鱼、卖鸡和卖鸭的，大部分都是邓村人。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大量的金钱犹如活水一样流入邓村，把一栋栋泥砖土壁的旧屋舍拆建成一栋栋豪华别致的小洋房。而这些，鹤湖、密溪、麻陂等其它城郊农村望尘莫及。
邓村村委会主任刘瑞炳告诉记者，该村现有３６０多户、１８１０人，２０％的人口外出务工，５０％进城搞农贸、建筑或杂货销售等各种小生意，只有３０％留在家里耕田，同时做点零散工。
当然，村里也有好吃懒做的人。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官灯线扩建，征用了村民不少田地。有些人就拿着补偿款过活，不思进取，好赌成性，搞得家徒四壁，生存堪忧，“像这类家庭，严重的有１０多户”。
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机会对所有村民都是平等的，而群体内的互帮互助则成为他们能否盘活身边资源获得发展的关键。不同个性的村民群体化，开始成为这座发展型村庄的一个特点。“邓村的贫富差距这几年已越来越明显，而外来资源和村里的公共产品，常常分配给那些具有发展潜力或者有特殊关系的人。”一位自称非常了解邓村的干部对记者说，所以贫穷的家庭依然难以跟上发展的步伐。对此，刘瑞炳则称，“这些年来，村委干部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外来资金，以帮助那些贫困家庭尽快脱贫奔康。”
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邓村的一些村民告诉记者：“东如属于那种特别老实的人，祖上又穷，以前夫妻俩一直在家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最近几年开始给人家的建筑工地扎竹架，因人品好，找他干活的人多，生活才有所好转。”
邓村小学的郑老师则说：“刘东如一家在邓村不算特别贫困，所以他儿子刘鸿达此前并未被归入特困生行列，获得相关政策的照顾。”
村镇干部认为，刘东如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问题是，他孩子多，赚的钱都给了孩子读书，经济状况好不起来也是必然的”。
刘家在离该村中心居住区百米外的一条小水坑旁，是一栋只有一层的四方型泥砖小围屋，与小洋楼相比，颇为寒酸。按照客家人的建房习惯，进屋是天井，中间是一个开放式的上厅，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蕃薯、农具等各种杂物。上厅对着的是客厅，里边陈设简单，除了一台电视外，再没有见到别的家电。家具是木制的，看上去很新，想是近几年才买的。屋里最显眼的，是贴满了三面大墙的４个小孩的奖状。
在刘家的厨房外，记者还找到了一台洗衣机。从这些细节足以看出，刘东如近几年的努力已使得这个贫困的家庭稍微有了点起色。就在天边露出一缕白光的时候，一个响雷却迎头袭来。
刘东如夫妇到广州做手术后，刘东如６２岁的大姐刘倩从不远的大埠村过来帮忙照顾老人和小孩。她告诉记者，她和刘东如原有兄妹７人，其中５儿２女，因家贫遭病，４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刘东如排行最小，与她相差近２０岁。刘东如另一个姐姐刘桃与港籍青年李国华结婚，李国华入赘了刘家，并建了刘家这栋房子。后来李举家回港发展，将房子留给了刘东如。据刘东如的堂叔说，他们家族里的人家境都一般，侄子得了这场大病，大家能帮的都很有限。
还在广州照顾他们的、刘亚群的胞弟刘文楷告诉记者，为了换肾，姐夫已问遍几十户亲朋好友，勉强凑来１０万左右。１３日那天，医生已通知他们病人户头告急，让家属赶紧充钱追药。但刘文楷交完手头仅剩的２０００块，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治这个病也不知要花多少钱，有人说十几万，有人说二十几万，怎么办啊？！”
没做手术前，除小儿刘鸿达读六年级在家吃饭外，刘东如其他３个孩子每人每天只有２块钱吃饭。为了省钱，他们每天中午或傍晚来回骑１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吃饭。当家里的钱都拿去救命后，伙食费从哪来？
贫困者同样的恐惧
刘东如的悲惨命运对村里那些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摸爬打滚的人来说，是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位与刘东如家境相近的村民和记者谈起东如，脸色都颇为阴郁，他们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的经济负担，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承受不了。
刘东如一家的经济发展意识虽然觉醒较晚，然而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村人来说，这种求生存的姿态代表着社会的上进和活力。在邓村这样的即将被城市吞并的村庄，如果政府的扶贫机制无法将他们纳入救助范围，这个家庭很可能就会因此而永远地倒下去。
当地一名中学教师语气沉重地对记者说，刘东如有４个正在受教育、人格尚未定型的孩子，如果只有灾难而没有关怀，他们的将来必然走向畸型，到时对社会不仅是一个负担，更是一种危险。近十年来珠三角城市“城中村”暴露出来的种种“非正常”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有专家也指出，刘家所面临的困难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随着贫困山区的快速发展，刘东如现象必将成为连平乃至河源政府将要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该纳入社会政策考虑的范围。然而记者问遍元善镇政府和县民政局等部门，得到的答复均是无能为力。
记者离开刘家的时候，刘东如９５岁的老母亲江七拄着一根三只脚的铁杖跟了出来。
“你知道东如得病的事吗？”记者问。
“我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他们都不在家，你没有问吗？”记者继续问。
“我聋了，眼睛也看不见。”她的声音很大，但脸上还是没有表情。
“她头脑有点懵了，理解不了你说的话。”她的女儿在旁边告诉记者。
在灾难面前，“理解不了”也许是一种幸福，因为这样至少还不会觉得痛苦，也没有忧虑和煎熬。而面对刘家赤裸的真实，记者隐觉悲伤，我们情愿刘亚群当初是骗媒体的。
由于没有参加合作医疗，刘东如无法报销医疗费，但他说——
